基于BPSO-NBayes的雷暴释用预报技术研究   总被引：1，自引：1，他引：0  

刘亚杰  胡邦辉  王学忠  王举  黄泓 《气象科学》2018,38(3):370-377

提出了一种新的雷暴预报法,即二进制粒子群-朴素贝叶斯分类器(Binary 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Naive Bayesian Classifiers,BPSO-NBayes)方法,以福州、连城、宁波3站为例,对使用T511数值预报产品站点的雷暴释用预报技术进行研究。利用2010—2014年T511数值预报产品和单站观测资料,使用BPSO-NBayes方法,建立了0~72 h雷暴预报模型,并与Fisher判别准则和Bayes判别准则进行比较。预报结果表明,BPSO-NBayes模型临界成功指数都在0.29以上,平均值达到0.33以上,是3种方法中最好的,空报率都在0.59以下,漏报率在0.60以下,而且变化幅度很小。BPSO-NBayes模型明显优于Fisher判别准则和Bayes判别准则,具有良好的稳定性和预报能力。  相似文献   

中原城市群城市引力范围界定及演变格局     

刘梦丽  王伟  刘静玉  梁留科  乔墩墩  安俞静 《地域研究与开发》2017,36(4)

通过构建反映城市综合实力的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对中原城市群30个城市2005,2010,2015年的综合实力分别进行测算与评定,运用基于扩展断裂点模型的加权Voronoi图方法对中原城市群各城市引力范围进行划分并展示了城市间引力界线的变化趋势,揭示了中原城市群30个城市3个年份的城市引力范围时空演变特征和变化规律。结果表明:3个年份,综合实力较高的地区基本分布在中原城市群中部和北部,东南部城市综合实力较弱,排名靠后,呈现出中北高、东南低两极化的发展规律;目前中原城市群城市引力范围格局中,郑州市的引力范围最大,其次是洛阳市、邯郸市,已经形成了以郑州为城市群核心的空间格局;3个年份,中原城市群的城市影响范围演变格局总体较为稳定,局部地区空间吸引范围变化较为明显,中、北部城市发展态势良好,影响范围有向北扩大的趋势;城市引力范围与其综合实力不完全呈正相关关系。  相似文献   

CIMISS中气象观测资料处理入库效率优化方法   总被引：3，自引：0，他引：3  

季永华  孙超  刘一鸣  肖卫青 《气象科技》2017,45(1):30-35

气象资料种类多、海量、格式多样复杂,造成综合气象信息共享系统(CIMISS)巨大的处理压力。以高空L波段数据作为个例,进行详细的分析,在数据库表设计上,通过"键-要素"的拆分方式减少数据库冗余,建立合理的索引和分区提高数据表访问效率。在处理流程方面,通过简约化流程减少系统间消息交互和IO,从而优化系统的存储效率。同时简约流程中对比PRO*C和OCI两种入库方式,PRO*C简单高效便于开发,而OCI功能全面但相对复杂,通过比较两种入库方式的效率,系统采用PRO*C方式。高空L波段数据实际运行效果表明,平均28s完成一份数据的处理。对比高空探测数据的处理,简约流程比原流程入库更快。  相似文献   

基于闪电定位数据的地闪密度修订     

彭国平 《气象科技》2017,45(5):876-881

利用湖北省闪电定位系统(Lightning Location System,LLS)资料,用网格地闪密度数据表征地闪的空间分布,测站距离因子表征探测站布局,对2015年地闪空间分布特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其密度与因子之间存在负相关,其中雷电流幅值5~30kA的密度分量与因子之间存在显著性相关,大于30kA的密度分量与因子相关不显著。同时发现探测站布局对地闪空间分布的疏密程度有一定的影响,因此有必要对密度进行修订,以消除测站布局的影响。运用线性回归方法及其残差理论,建立了网格地闪密度的修订模型和相对探测效率的统计模型。验证了密度分段修订和不分段修订结果的一致性。通过对理论探测效率和相对探测效率的对比分析,论证了地闪密度修订方法和相对探测效率统计方法的可行性。  相似文献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中国城乡统筹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总被引：16，自引：8，他引：8  

陈肖飞  姚士谋  张落成 《地理科学》2016,36(2):188-195

城乡统筹问题是当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综合性课题,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提出,许多省市的城乡关系都面临复杂的困境,而新型城镇化与城乡统筹发展关系实践不仅是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途径,还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强劲动力和扩大内需及促进产业升级的重要抓手。新型城镇化与城乡统筹具有内在的共同点,因此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分析两者在实践过程中共同存在的生态环境、人口流动、产业布局、城市空间利用以及土地制度等存在的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提出了 树立资源节约型的城乡统筹理念、确立健康城市化的城乡统筹方向、从区域空间角度认识城乡统筹问题、 着力解决城乡统筹的土地问题等观点,并指出了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城乡统筹主要优化方向：优化重点区域发展、优化空间布局形态、优化集群产业结构、优化发展美好环境、优化市场导向机制。  相似文献   

基于点要轴理论的环渤海地区旅游空间结构研究     

宋亮凯  李悦铮  徐凯 《世界地理研究》2016,(3):99-105

环渤海地区共157座城市,约占全国城市的四分之一,陆地面积112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国土面积13.31%,总人口2.6亿,占全国总人口22.2%。全区交通便利,人均收入水平高,旅游资源丰富,类型多样,是集山、泉、林、岛、江、河、湖、海为一体的自然景观和古代文明与现代艺术相结合的人文景观构成的旅游大区。点轴系统理论对旅游区域开发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以环渤海地区为研究对象,使用旅游区位熵和城市流,从理论上分析并归纳了环渤海地区概况,并据此确定了环渤海地区四个等级的重要发展节点,二个等级的旅游发展轴线以及三大旅游区,构建了环渤海地区“点—线—面”的区域旅游空间结构体系,合理的空间结构可以促进全区发展,带动环渤海地区各市旅游业繁荣。  相似文献   

赣江流域生态经济价值与生态补偿研究     

肖池伟  刘影  李鹏 《地域研究与开发》2016,(3):133-138

借鉴生态补偿研究中生态价值当量的思路,构建森林、草地、农业用地、湿地、河流湖泊和荒地6类不同生态系统指标,对赣江流域的生态经济价值进行测算与分析。结合以生态服务功能价值为基本依据的生态补偿,引入经济学中的博弈论,以赣江流域上游的赣州市和下游的南昌市为例,建立流域生态补偿模型。结果表明:基于修正系数下赣江流域2013年的生态价值当量为730.16万,生态经济价值为46.85亿元,各县域的生态价值当量和生态经济价值差异均较大且二者表现高度一致。从生态价值当量看,最小值为赣州市区的2.87万,最大值为宁都县的31.36万;从生态经济价值来看,最大为宁都县的2.04亿元,最小为赣州市区的0.18亿元。空间上看,赣江流域的生态价值当量和生态经济价值存在一定的地域分异规律,上游明显优于中下游,高值区域集中分布在梅江流域的宁都县、兴国县等县域,低值中心分布在除宜春市区外流域内的各个地级市区,其中林地生态系统的贡献最大,比重达58.98%。利用2004—2013年赣州市的GDP数据和环保投入与南昌市的GDP数据,结合博弈论分析得到上下游的补偿额度在91.53亿~113.18亿元之间。  相似文献   

基于“推拉阻”模型的国内亲子旅游决策研究     

刘妍  赵川  陈嘉睿 《地域研究与开发》2016,(5):115-119

亲子旅游是国内近年来迅速升温的旅游形式,但国内对该领域的研究非常匮乏。基于"推拉"动机理论,构建"推拉阻"模型应用于亲子旅游决策研究。采用SPSS 21.0对319份有效问卷进行统计,亲子旅游决策的影响因素按照重要性依次是推力、拉力和阻力。通过因子分析得到2项推力动机("孩子主导型"和"家长主导型")、4项拉力动机("设施完善""环境优良""特色服务"和"主题鲜明")、2项阻力因子("小孩因子"和"时间与费用因子")。其中,"增加亲子感情""旅游行程安排轻松愉快"和"家长没有足够的闲暇时间"分别是最重要的推力、拉力和阻力变量。单因素方差分析显示,小孩数量与阻力的"小孩因子"呈显著正相关,小孩年龄与拉力动机的"环境优良"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家长学历对推力动机的"家长主导型"和拉力动机的"环境优良"均产生显著影响。  相似文献   

湘江新区土地利用结构多目标规划及决策偏好分析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李天猜  李韦  冯长春  肖莉  郝文璇 《地域研究与开发》2016,(1):132-138

土地利用规划需要综合考虑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构建了经济最大化和生态效益最大化2个目标,并运用基于模糊集理论的最大(小)算子法求得兼顾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土地利用模糊最优规划方案。随后重点探讨了不同决策偏好情景下的土地利用优化方案和综合效益的变化。研究结果表明:(1)对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偏好程度不同,主要会导致林地、城镇建设用地和水域面积发生变化;(2)随着决策者对生态效益偏好程度的增加,城镇建设用地面积逐渐减少,林地和水域面积逐渐增加;(3)当经济效益比生态效益重要时,最优的用地规划方案主要是在城镇用地和水域面积之间进行权衡;当生态效益比经济效益重要时,最优的用地规划方案主要是在林地和城镇建设用地之间进行权衡。研究结果对湘江新区进行"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中的多目标土地利用规划具有一定的决策参考价值。  相似文献   

“Clusters” or “communities”? Analysing the spatial agglomeration of video game companies in Australia     

Sébastien Darchen 《Urban geography》2016,37(2):202-222

In this paper, I question whether agglomerations of video game companies in Australia function as clusters (spatially bound) or rather as communities (not spatially bound). The two case studies included in the analysis are the main agglomerations of video companies in Australia—Brisbane and Melbourne. The data have been collected through 21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performed between 2012 and 2014. The main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1) the primary reason that video game companies come together is to share tacit knowledge and skilled labour; (2) these agglomerations do not have the attributes of “creative clusters”; and (3) new technologies enable experienced game developers to operate at the geographic periphery of the main agglomeration of developers. Therefore, to paint a more accurate picture of why some video game companies are successful—beyond simply positive externalities associated with co-localization—I propose the term “networked communities.” This recognizes that social networks at varying scales (local, national, international) are being developed by video game firms in order to thrive and reach a global audience.  相似文献